本文系孙周兴教授于2011年11月28日晚上7点在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演讲，后收录至《一只革命的手》商务印书馆 2017
很高兴到西安交通大学来，感谢交大聘我为兼职教授，这大概是意味着我以后经常可以来交大了；感谢老朋友李建群教授和张再林教授的邀请。张再林教授是特地从外地赶回来与我相聚的。而且，他未经我同意，就为我规定了今晚演讲的题目，说是“海德格尔哲学漫谈”。
其实呢，我目前的主要工作重点不再是海德格尔，而是尼采了。我目前在主编《尼采著作全集》（已完成了14卷中的5卷），并且在写一本关于尼采的书。我开过玩笑说，在中国做海德格尔哲学是相当危险的，这不，已经有3位做海德格尔的中国学者跳楼了，他们都选择了跳楼，两位在北京跳的，一位在杭州跳的，而且原因不明。这是十分令人遗憾和痛心的。按说，做哲学就是“练习死亡”，但不是要练跳楼，而是要练到不想跳楼的境界，现在做海德格尔总是跳楼，事情就有点不妙了。于是几年前，为安全起见，我就开始做尼采了。我心想，做尼采嘛，虽然有发疯的可能性，但人终归是活着的。然而，由于习惯的原因，也或者是喜欢的原因，海德格尔我还是在做一点的。今年夏天我在德国把海德格尔《哲学论稿（从本有而来）》这本20世纪最神秘的书译完了，明年春天可以出版。这本书被认为是海德格尔最重要的两本书之一，折腾了我五六年了。另外最近，商务印书馆让我来主编《海德格尔文集》，不是全集，而是30卷的选集。中国人懒，这方面的工作在国际上没有地位，实在是可以惭愧的。于是，你们看，我又被套住了。以上是我目前工作的两块，但还有第三块，是艺术哲学。为了接近艺术，我一直在中国美术学院做兼职教授，最近两天也跟西安美术学院的一些艺术家在一起玩。总的感觉是，跟艺术家在一起，比跟哲学家在一起要好玩些。于是我正在做一套书，叫“未来艺术丛书”，主要是造型艺术的理论探讨，准备明年开始推出。这是我在做的事，一共三块，是尼采哲学、海德格尔哲学、艺术哲学，向大家汇报一下，以便大家了解我。昨晚我在想，张再林教授是想考验我，让我“漫谈”——你做海德格尔这么多年，还漫谈不了么？于是我今晚只好漫谈了。那么怎么个谈法？一般人听说我做海德格尔的，就会问：这位海德格尔到底做了些什么呀？做得怎么样？跟我们有啥关系呢？能不能用人听得懂的话跟我们说说？——我想这就是“漫谈”了。海德格尔到底做了些什么？如果我说这事三言两语说不清楚，你们自己去看书吧，这是混蛋话，做人不好这样说话的。都说海德格尔想的是“存在”问题，没错，但那是个什么问题啊？跟我们相干么？有关存在问题，我们首先会关注人的存在，这是自然的。但人的存在是什么状况呢？且先让我们来听听尼采讲的一个希腊神话故事。话说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老师和朋友昔勒尼，受到一位国王的逼问，一定要他说出人最好的事是什么。昔勒尼没办法，只好说：对人来说，最好的事你已经得不到了，就是“不要出生”；次好的事呢，你是可以做到的，就是“快快死掉”——此事你可以做到，但你是不愿意做的。昔勒尼没说最坏的事，但你们已经看得出来，显然是“活着”。人生苦短，人生本苦，终归虚无，我们为什么要活下去？给个理由嘛！于是，人类就创造了文化。艺术、哲学、宗教等，都是用来解答这道难题的。海德格尔也是在重解这道题。为何要重解？当然是因为前面的解决方案都有问题。就希腊来说，尼采认为，希腊人提供了两种错误和不当的方案，一是艺术，造出许多神话来，而又把诸神弄得跟我们人一样，于是，人就获得了满足，以为自己跟神一样了，显然属于自欺。二是从苏格拉底开始，发展了科学乐观主义的解释方案，哲学—科学—理论的解释方案，就是认为人生是可以通过知识方式来论证和解释的，而这种论证和解释首先和主要是因果说明。我为什么到西安来？是因为西安交大人文学院邀请我。但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呢？我到西安来，是因为我这次想跟一些艺术家去看黄河；还有，是因为张再林教授是我老朋友，我想找个机会来看看他；还有，我就没理由地想来西安了，我觉得西安好，就是好，就来了，不行么？人生哪里就是一个因果能了断的？以上两种，一是通过艺术获得解放，二是通过知识获得解放，在尼采看来都不行。尼采的方案我们且不说。我们这里要说海德格尔的方案。海德格尔其实提供了两种方案，第一种方案，我愿意说它是把人放大的方案，是一个“大人”方案；第二种方案呢，则是把人缩小的方案，是一个“小人”方案。这两者之间区别蛮大的。我们先说第一种方案，就是前期海德格尔的方案。前期海德格尔做了什么？他把人放大了。怎么放大的？放大到什么地步？当然是说来话长。首先他是接着胡塞尔来说的。胡塞尔说事物的意义不是它本身给出的，也不是我主体给出的，而是由事物所呈现于其中的视域来给出的。这一点无比重要。海德格尔更进一步，说人（此在）是在一个有着因缘关系的世界境域里烦忙，跟事物打交道，事物才获得了意义。这个想法有意思，但也很危险。海德格尔最后只能说，人的存在（此在）与世界是等值的，此在在，才有世界。这里有两个有趣的想法。其一是，人通过活动（烦忙与烦神）构成一个整体，甚至可以说人创造了世界。其二是，事物的意义取决于人所创造的世界。这就是把人的存在放大了。放大以后怎么办？还不好办，还是有一个虚无的问题。人的有限性在海氏那里被解为时间性。而时间性是曾在、当前、将来三维构成的整体性。若是按以前的时间观，把时间解为线性的流逝，人就不免悲观。但海氏提供了一种三维循环的整体时间观，况味就好多了。人只要直面死亡（虚无），向死而生（仍旧是“练习死亡”！），面向将来，继承过去，承担当下，则还是能获得自己的整全性的——人看起来就不残缺了。这套解释在理论上被叫作基础存在学（本体论），说白了就是把存在学的基础设在此在的实存结构上，或者说是以人为本的存在学方案。这套办法怎么样？好不好？不好。一是因为过于主体哲学化（主体主义化），把什么都往人身上推，就会有问题。二是在策略上，仍然没有逃脱苏格拉底的路子，无非是让人直面死亡和虚无。“直面”？说来容易做来难。你去直面直面看？1930年后，海德格尔想出了第二套解释方案，我愿意把它看作把人缩小的方案。实际上把人缩小并不难。汶川地震时，有一个镇掉到了裂开的地缝里，而这个裂口又封闭起来了，这整个镇就消失了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这时候我们得承认，人算个什么啊！我以前是学地质的，在地质史的时间概念上，人的历史差不多还是零，可以忽略不计的。但现代人却是极端自负的一群，我们会想，我们就是老大，自然不就是我们所加工的对象吗？人越来越失去了敬畏感。什么是敬畏？比如：自然观上的谦恭，伦理上的报应。如果人不大，那么谁大？天大地大神大。只有人是一个要死的东西，是短命鬼。海德格尔要给人重摆位置。首先他是在世界的四个基本元素中，把人设为其中之一个，所谓“天地人神”是也；其次是在人与自然——存在或者“本有”（Ereignis）的关系上，把人设为服从者、响应者、被占有者。这样一来，人怎么存在，人类文化怎么产生出来，都需要有一个重解。比如说到真理，海德格尔就说，真理不是人事，而是天事；说到语言，海德格尔说，根本的语言不是人言，而是天言。若此，则人就被放到了一个较低的、谦卑的位置上了。这时候，思想或者哲学的焦点问题，就在于怎么让人放下身段，放弃用知识和理论的途径，用虚怀的心态对待事物，对待比人更强大的东西。人的有限性问题自始就被转变为人如何服从神秘、服从存在（本有）的问题。这当然还是一种神思，虽然它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同于传统宗教的解释路径。如果我这样说下来，各位仍旧说难懂，那么，我可以试着用另一种说法。昨天在从陕北回西安的路上，一位艺术家问我，你跟我说说，海德格尔的虚无观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想了想，跟他说，前后期很不相同，在前期，海德格尔差不多认为存在就是虚无，他揭示了三维时间性的虚无结构，认为那就是人生此在的本相；而在后期，海德格尔把虚无问题神秘化了，他说，把虚无看作是存在（语言）的隐蔽运动，是一种否定化、虚无化、不化的运动。这位艺术家说不懂。我说我再简化些，举个例子吧，好比说，我说“这是一棵树”，这是一个简单的陈述，谁都能懂，但我为何能这样说？因为我在说这是一棵树时，已经隐含着说了无数个“不是”——它不是一块石头，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一只狼，等等。海德格尔想告诉我们，正是这无数的“不是”、无限的“不”，才让我们脱口而出：这是一棵树。这就告诉我们，是一种隐而不显的力量让我们在一个显白的区域里言说和行动。这种力量就是虚无，也可以说，就是存在/本有本身的运动。
这时候，人就只能以一种响应、接受、期待的方式去参与到存在/本有的隐而不显、亦显亦隐的运动之中。好吧，我们已经说了海德格尔的两种方案，这两种方案都是希望对人的存在、人的有限性、人怎么承担虚无，提供解释。两种方案有一个共同点，即：都希望离开传统哲学和科学的途径，另辟蹊径，寻找一种非科学、非理论的道路。前一种方案后来被解释为存在主义（实存主义），后一种方案呢，可谓众说纷纭，我愿意把它叫作“后哲学的哲思”，也是“后神学的神思”。它还是开放的、未定型的。它指向未来。它所传达的是科学—技术—工业时代里一种非科学、非理论的思想要求，而首要地，它要求我们对非科学、非理论的解释可能性和解释空间保持开放姿态。在这一点上，我认为海德格尔是成功的。